"伊斯兰国"核心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实践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建构和输出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不仅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并最终实现了其“领土”形式。在内容上，“伊斯兰国”汲取了之前政治伊斯兰的理论建构成果，并在“圣战”组织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复归的“哈里发国”和暴恐化的“圣战”两大核心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对两大核心意识形态进行了激进化实践。在复归的“哈里发国”方面，“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宣示权力和荣耀来奠定其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来操弄族群身份认同，以吸引更多支持者；在暴恐化的“圣战”方面，“伊斯兰国”致力于对暴力进行形塑和展示，推动“暴力仪式观”的传播，从而造成了新恐怖的弥散；此外，“伊斯兰国”还试图通过篡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方式来建构复归的“哈里发国”同暴恐化的“圣战”之间的联系。在“伊斯兰国”遭遇地面战场的失利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会为其续命。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对“伊斯兰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应对之策。     

社区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健康文化建设

解决健康文化发展供需不均衡的矛盾,将"发展健康文化"融入社区治理体系,是构建全社会健康文化的微中观基础、形成多元参与的发展格局、促进社区资源整合、提升建设灵活性与创新性的重要举措。据此,面对现阶段我国社区健康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各类梗阻,应通过构筑社区健康文化协同治理体系、培育健康类和文化类社会组织、创新社区健康文化发展模式、加强监督与评估等路径,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的体系优势,助推健康文化振兴发展。     

法律认知和法律原则：情感、效率与公平

情感、效率、公平是人们认知活动中惯常的三个进程。对应这三个进程,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认知互动既可能形成社会自发秩序,也可能为法学提供一个基于认知背景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法学应对实践问题。“公平主导”的一个简单回答是,面对不同场合,情感、效率、公平三种进程被激活的程度不同。大体上,家庭场合激活情感,工程场合激活效率,市场和法律则更激活公平。在实践中,公平主导的法律原则由于比较接近主流社会认知,所以法律规范在社会中往往可能“自执行”,无需全靠外界监督或者激励。公平原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虽然规范和原则很重要,是社会秩序的母体。但是,公平原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缺乏制度上的法治,光靠情理法是不足的。所以现代社会形成了规则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这就是二阶意义上的法律。     

“政产学研用”下公安院校经侦人才培养新路径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不仅适用于工科和职业院校,而且对公安院校经侦专业的人才培养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在"政产学研用"机制下,公安院校的人才培养主要体现为政府机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用人单位五位一体,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在五位一体协同创新机制下,河南警察学院在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专业课程建设、校局合作方面均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建设了经济犯罪侦查实验室,开展了校企合作深度融合。     

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的“新安江模式”

新安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和推动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先行探索地,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地。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以来,经过八年多的艰苦摸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安江模式”,目前已经在全国多个流域得以推广,标志着皖浙两省在生态补偿机制改革中取得了成功经验,用实践生动展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文从全国第一个跨省流域的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着手,总结“新安江模式”的建构过程与巨大成效,分析“新安江模式”的成功经验与内在逻辑,阐明“新安江模式”的现实问题与对策思考,以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红色记忆:中共中央在武汉

中共中央在武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的重要阶段,在我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中共中央在武汉时的工作任务,一是开展国共合作与斗争,二是领导和推动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和反帝斗争走向高潮。记住中共领导人及中共中央在武汉的历史,可以让我们追溯武汉作为“英雄城市”“英雄人民”的历史渊源,并将这一宝贵历史文化资源作为推动武汉发展的精神财富。     

数字经济监管体制创新的导向与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要求对传统监管体制进行重构,通过监管体制创新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监管体制创新的基本导向为:始终坚持审慎包容的基本原则,将促进开放共享和鼓励创新作为政策基点、维护市场竞争作为政策重心、确保监管体制与政策动态有效作为政策理念。中国数字经济监管体制创新的基本路径为:建立相对完善的监管法律体系,构建"平台+政府"双中心协同监管的治理主体结构,形成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监管机构体制,实现审慎包容监管原则制度化,创新监管实施体制和政策手段。